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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问题看似简单，实在在此时，是个相当难回答的问题。

如果抽象一下，或许可以抽象成后世的电车难题。但显然，刘钰这么问，并不想得到这种抽象后的回答，或者谈道义、搞虚。

而且刘钰也没有问黄河问题。因为黄河问题，实际上很容易得到一个一致的结论。

甚至也不是在问更具体的废运河之后，导致的经济格局重新改写的做法，值不值。

他在谈利。

实则，他是在谈义。

有义，才能分对错、才能判取舍。

义，或者说，一种经，这里面是可以包含利益考虑的，说不定就有种经义，只考虑经济因素呢。

义，是一种标尺。

刘钰当然知道答案。

但这个问题在这种地方、这些官员这里，依旧是个极难回答的难题。

等了好半天，倒是山东节度使先打破了冷场，笑道：“国公这问题，其实也好答。”

“以山东为例。东西经济的差距，自古有之。”

“初时，太公望封于齐，以鱼盐之利，数年超鲁。于是东富而西贫。”

“待到运河通衢，济宁人称小苏州、临清更称小扬州。那时，又西富而东贫。”

“如今，再度逆转，这些年东富西贫之意，愈发明显。尤其运河被废、胶济通车后，更是如此。”

“国公问的这个问题，实则暗藏玄机。”

刘钰淡淡一笑，问道：“玄机何在？”

山东节度使与众官员道：“这玄机，一点就通。这玄机的关键，在于国公所何谓国富。国之财富，非金非银，乃是劳作所产的粮、油、布、木、器等之和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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