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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0年的年底，对于京城许多普通百姓而言，空气里同样飘着股让人心里发慌的“紧”劲儿。

尽管共和国不像日本，并没有什么经济泡沫被刺破，但不少靠铁饭碗吃饭的人依然活得并不塌实。

他们肩膀上所承担的生活压力，其实并不见得比活在东京的日本民众轻松。

不为别的，就因为市场经济的风接连吹了好几年，越来越多国营单位因为受不了这股风，已经到了倒闭的边缘。

纺织厂的布堆在仓库里落灰，机器转得越来越慢。

五金厂的扳手锤子，灯泡厂的灯泡，暖瓶厂的暖瓶，毛巾厂的毛巾……统统没人要，这些厂子的工人们开始轮岗在家歇着。

就连原先门庭若市的国营饭馆，也变得冷冷清清。

原因只有一个——菜味儿一成不变，服务员脸比锅底还沉，顾客早被胡同口个体户的小馆子抢光了。

更让京城人心里发慌的的是，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进了城，给京城人带来方便的同时，也抢占了越来越多的赚钱机会。

胡同口的早点铺，原先就只有国营的，后来自打有了卖油条的私人小贩，卖馄饨的、卖包子的，卖煎饼的就都出现了。

现在早上那叫一个热闹，隔三步就有个私人的早点摊点，吆喝声比谁都亮。

还有许多胡同口那些补鞋、磨刀的，清一色也换成了外乡口音，价格压得极低。

这还不算，医院、学校的勤杂工，工厂的搬运工，甚至居民楼的看门人，都换成了肯吃苦、工钱少的外乡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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