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知当时是何等的勇气驱使我,使我留下那些话。
等待三年,实在是个过于漫长的时限。
然而,即使是我想去东北。
1936年的那个冬季过去,我丧失了所有机会。
战争的炮火轰击到我赖以生存的地方,整个城市陷入恐慌,我粗略收拾一下行李,也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。
穷困,饥饿与寒冷。
成为了让我最担忧的问题。
直到某日大姨妈来电,说要带我去欧洲避难,我拿着话筒,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
我想都没想,哽咽着点头。
人生的头十八个年头,我一直是娇生惯养的富家少爷,当人生的骤变袭来,我毫不犹豫地躲进在由金钱权势盖起来的楼房。
我带着无比羞愧的心情,飞至欧洲,方才明白,对滨野泽说的所谓的坚守,只是一个漂亮的借口。
我在英国的小洋楼里定居下来,很舒适的豪华楼房,有着宽敞的花园和安静的环境。
我时常惬意得坐在飘散着花香的庭院里,品着下午茶翻阅。
中国的一切,在这个富足的国家里难以察觉到。
大姨妈也很满足,满足于我又变成那个乖巧任她安排的外甥。
可表面的安定很快被积蓄的愧疚和悲伤打破。
我尚且记得,那是1937年的七月中旬,我瞒着大姨妈翻阅有关中国的相关报道。
在一张报纸上赫然看见一句话“平津危急!华北危急!中华民族危急!”
说是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过后,日本加紧侵华,不断对中国军队发起攻击,荼毒中华人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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