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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置一个实时反馈的触发阈值，听上去是纯粹的技术问题：基于个体基线，计算风险指数的动态范围，选取某个百分位数（比如85%或90%）作为临界点。但当这个阈值关联到一个即将在真实受试者（尤其是那些正被认知困扰折磨的mTBI患者）身上实施的干预信号时，它便陡然有了重量。

这个重量，是伦理的谨慎，是科学的严格，也是某种近乎呵护的责任感。

项目组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伦理与方法学交叉讨论。秦岚带来了研究院伦理委员会的简要指导原则，强调干预的“最小化”与“无害化”。林婕从工程角度指出，任何反馈信号本身都可能成为新的刺激，影响脑电等生理信号，需要在数据分析时仔细剥离。钟原则坚持，阈值必须基于充分的个体前置数据（至少任务前半程的稳定表现）计算，并建议加入“冷却期”——一次反馈触发后，至少隔开十秒或更长时间才能触发下一次，防止信号过载。

安可儿负责起草具体的实验协议。她反复推敲措辞，确保受试者完全理解：这是一个探索性研究，反馈信号是实验的一部分，目的是帮助研究者理解认知状态波动，并非治疗手段，且可能没有任何可感知的效果。她设计了详细的知情同意书，并准备了事后访谈的问题列表，重点询问受试者对反馈信号的觉察度、解读、以及它是否（以及如何）影响了他们的任务策略或情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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