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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史上,苏轼和苏澈的官途之路并没有眼下这么顺利。
嘉佑二年,苏轼和苏澈登科及第之后,并没有留在京城等候吏部的派官,而是马不停蹄地赶回老家眉州,因为他们的母亲程氏去世了。
有宋一朝,凡是父母去世,官员一般都是要丁忧三年,苏轼和苏澈正是意气风发之时,却遭遇此事,不得不说也是天意难为啊!
等到嘉佑四年九月,苏轼和苏澈守孝之期满后,二人方才离开眉州老家,于次年二月抵达京城。三月,经过吏部筛选,苏轼被授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,苏辙被授予河南府渑(an)池县主簿。
但是苏家两兄弟没有前去赴任,当然不是因为嫌弃官职小,而是因为朝廷在明年要举行一届制举,欧阳修知道后,便同天章阁侍制杨畋,一同举荐了苏家两兄弟参加这场意义非凡的考试。
与贡举不同,制举大约起源于唐太宗贞观年间,是朝廷选拔特殊人才而设立的特殊考试。
唐朝门阀势力还是很大的,所以有唐一朝制举非常兴盛,但到了宋朝,由于科举制的不断规划,作为补充的机制,制举的规模就越来越小了。
同贡举相比,其一,制举的举办时间不固定,贡举在宋仁宗登基以后,基本上是两年一届,而制举需要皇帝下诏才可进行。
其二,对应试者有身份限制,制举面向全天下的士子,而贡举仅限官员报名,而且必须有至少两位大臣的推荐才行,就好比现在的保送在职研究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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