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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39章 国地分税六四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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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越国公王之仁破兖州,屠了城中两万顽抗之兵,整个山东便都宣告收复,这也算是御营将士对皇帝的新年献礼。

河南方向,则还有南阳和颍州两地还在鞑子手里坚守着。

但天子义儿朱忠义率归德镇连续做战,配合郑遵谦他们收复汝宁府,攻占光州后,颍州的鞑子也就彻底被截断包围成孤军。

鞑子在西面南阳沿熊耳山伏牛山方城山一线天险,勉强守住了南阳,保住了这块重要的通道,经商洛联通关中,并为襄阳、郧阳之依托,也守住了汉水下游。

从整个局势来看,虽然鞑子现在吴三桂镇守西安,守住关中平原,又保住了武关通道,联通南阳,守住湖广荆襄。

但明军夺取汉中后,李国翰鳌拜虽还死守着褒城镇,但已经被围的非常难受。

同样,郧阳和荆州也被围了,双方大小战数次,清军始终无法解围,更别说增援徐、颍战场,只能是据地分守,眼看着明军今年先在汉中发力,然后又在东线发力,把河南山东基本收复。

剩下几个堡垒,也只能朝不保夕。

明军都已经兵进太行,沿着太行成功的从河南进入河北,先取大名,再进真定,眼看都要打到保定去了。

真定府城已被拿下,鞑子也只能匆匆分守太原和保定,顾头不顾腚,捉襟见肘,十分狼狈。

尤其是济南和兖州两战,斩杀近三万,俘虏万人。

鞑子已经不是伤元气,而是嵴梁骨都被打断了。

颍州的勒克德浑万余人,随时有可能全军覆没。

仗打到这份上,其实鞑子现在上下都很悲观了,许多人已经在喊着撤回关外。不过现在问题是,他们想撤,都不容易了。

今年,绍天朝再开启朝集制度。

各地督抚布按分巡知府,一及一些驻军大将等纷纷入京朝集,不少官员从十月底就开始进京了。

再启朝集,主要目的还是加强中央对地方上的控制,特别是经历了晚明以来地方失控后,越发需要了。

其实从汉代开始,地方官员定期往中央述职,叫上计。

朝集不仅仅是来京拜见皇帝,更是一种中央审核调查,所以每年各府的知府,分巡,省里的布按、总督巡抚、巡按等都要返京朝集,在此期间,由他们的左贰官暂代职事。

各地驻军的游击以上主官,也要入京朝集。

朝集最重要的就是考核,包括官员向中央各级做报告,接受考核问询,另外就还有推荐人才,参加礼仪,以及地方、军队重要问题的汇报等。

这是一次面对面的机制,比起公文往来要更直接清晰。

当然,朝集制度,还方便朝廷任免罢黜调离官员,尤其是军队的将领,来了后,就地免职,不用担心他抗命不遵等等。

如今大明中兴,天下还未完全恢复,各项新政推行,但中央对于地方上也掌控力不够,这时只能依靠地方各级主官们,可天高皇帝远。

所以安排他们每年入京朝集,当面沟通,既便于信息交流,也有利于中央权威提升。

当然,也便于对官员们的考课。

甚至一些得要的地方项目,以及军地的大额开支预算等,也需要他们当面申报并解释。

大量官员入京朝集,京城各部院忙的不可开交。

就连朱以海现在也是天天召见臣子,每天都得见上几十上百人,内外奏事处的待漏房里,更是每天坐无虚席。

许多官员甚至只能一批批见,单独见的机会都很少。

朝集使们要在京城忙到过完年,甚至到元宵节以后,才开始辞别返衙。

“今年朝集使们主要应映的问题还是财政这块,关于起运留存,以及征税等问题。”

总理处。

皇帝来开会,首辅宋之辅禀奏皇帝,再次提到税务和预算这块。

“今年我们开始实行冬估,和春秋拔的办法,十一二月进行财政开支估算,拟定次年开支后,分春秋两季拔款,以进行调剂。

我们地方上的税赋,其中地丁这块,按冬估数,地方征收后,先留存好地方所需开支,其余的全部起运,若实际用所不足,再进行春秋拔补充调剂,但现在地方官员们普遍反映,冬估预算过低,起运时过多,留存过少,地方用度不足,困手困脚,甚至造成地方官吏俸禄拖欠等问题。

一些额外的项目,如水利、救灾、修堤、修城等也是无钱可用。

希望能够增加冬估预算,加大留存比例,否则就算朝廷春秋拔,可上下调拔也非常麻烦。”

朱以海很清楚财政的重要性,之前已经在一点点的修改调整,如今有冬估、春秋调拔制度,但明显还是不足。

这倒不奇怪,任何制度总不是那么一来就完美的。

“朕最近召见督抚等官员时,也常听他们说起这事,朕也细思量许久,觉得问题关键其实还是在于起运和留存的比例问题。

现如今的地丁起运、留存比例,大约是有七三,另外厘金、工商税、关税、盐茶烟酒专卖税、矿产税等,现在都还是全部上缴国库,而战后百废待兴,用钱处也多,地方上也确实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”

以前大明制度的基本税很低,又没什么工商税,所以朝廷就算起运六四开,朝廷起运六,地方留存四,但结果还是朝廷不够用,地方也不够用,结果地方上的应对办法就是层层附加、火耗,朝廷则不断加征,如三饷等。

百姓负担于是不断增加,最后便是上下都乱了套。

明面征得一百万两,实际百姓可能掏了五百万,还欠了衙门账上几百万。

现在整顿吏治,调整税率税种等后,情况倒是好转了许多,但地方没有财政,用一分钱都要从上面申请调拔,不免还是造成了极大的问题。

“地方上的财政开支不小,我们之前做冬估,也就是把常项开支做了,诸如地方官吏俸禄工食银,办公费用等,其它非常项的没有算也没有留,不管是救灾还是水利,还是其它突发事项,额外超支,都没有预留,只能靠春秋拔调剂,但不够灵活也不够及时,地方一直没钱,现在吏治清明,监督的严,还不敢乱向百姓伸手,但早晚还是会出事的。”朱以海很直白的说道。

“朕看来,地方上还是得有一些财政,不能尽归中央,否则是做不了半点事情,也必然要害民的。

虽说大财政,中央统一调度有好处,也方便办大事,更能加强中央权威,但限制的太死,反而出问题。

“这样,朕看可以把税分成国税和地税两种,地丁银现在一年有三四千万两,不论征本色还是折色,也不少,可以直接按比例留存地方,不够可以再调剂,多了也不用上缴,就留在地方上储备。

至于比例,原先是七三,这个比例确实太低了,不如改成四六。”

“陛下,四六的话也不算多。”

“不,中央四,地方六。地方上的这六呢,县留三,省、府、分巡衙门各留一,这样每个衙门手里都有一笔钱粮,办事也更有效率。当然,钱可以多留些给地方,允许地方有自己的财政,但得加强相应监管,不能成为**之源。”

“用钱必须得先做预算,年后也还得审计,一些重大开支项目,也必须先向上级取得审批同意,不能乱用。”

地方开支大头还是官员俸禄、胥吏的薪水,以及办公费用,尤其是其中胥吏薪水这块,在过去属于不公开透明的,朝廷定的太少,又没给地方留存,于是这个巨大的缺口,过去都是靠加征,或者附加火耗,或另立其它名目等,比如驿站养马过去一匹马一年八十石粮,到后来一年五六百石粮,多的其实就是挪做他用的。

现在朱以海把这部份开支,让拿出来实际核算,官员胥吏等给到真实的薪俸,统筹开支,但办公费用等也是一大块。

官学开支、驿站开支,朱以海现在都是直接划入中央财政预算拔款,不由地方负担。

当然其它修路铺桥修城水利救灾等项目也多,这些不属常项,还有诸如帮扶贫困,救助孤寡,以及地方办公,公费秀才这种的开支也是不少的。

“除了地丁银四六分外,田宅交易契税,牲畜交易税、屠宰税,车马税、渔税、矿产税这些都可以按四六分,六成留存地方,四成上缴国库。

而其它盐茶烟酒人参糖专卖收入归朝廷,另外其产出税、牌照税则地方和朝廷仍四六分。

海关税、常关税,都归中央国库。

所有产品税,在产地从价征收,按不同类别以不同税率征收,税收皆归国库。

而货物税,亦出场从价征收,按本地半年内的批发价,按分类税率征收,税收皆入国库。”

皇帝所说的产品税和货物税,是如今工商税收里的两大类,货物税是流转税,按其流转征收的税,纳税人就是产和卖的人,实际负税人则是消费者。

产出税,则是生产和加工过程征收税。

现在的税种类不算多,营业税虽然也收,但因为不好监管计划,所以主要还是按估值,定出一个档次,然后征收相应营业税,相对税率定的比较低。

朝廷还征收厘捐,分行厘和坐厘,其实就是流转关税和营业税的附加,从最初统一值百抽一,到如今根本不同商品类别,征收不同的税率。

厘金的收入,全都缴入皇帝的军费库,专用于御营诸军军费。

其它的税,诸如牌照费,所有经商营业的都要办牌照,按不同行业、规模大小交费,其中也包括诸多牙牌费,从事中介的各行牙人,需要领取专门的牙牌,并交费。

卖盐的,得领有卖盐许可的执照,卖烟酒的得领卖烟酒的执照,卖百货的得领卖百货的。

而诸如开钱庄、当铺的,还得办专业的牌照,另外得交专门的税,比如典当行就得交当税。

商品主要就是从产品税、货物税、营业税几种征收,此处专卖税、资源税、关税、厘金,牌照税等也有。

其它诸如契税啊,车马税啊,屠宰税、矿产税等也新增不少。

原先所有这些税收入都是上缴中央,现在朱以海提出把一些税种拿出来与地方政府分享,甚至计划以后划出一些税来做为地方专享税,以加强地方财政。

“其它官有田地山林矿产变卖、出租所得,则暂时全归国有。”

“户部安排人统计一下,把地丁银增加给地方三成,又把其它这些税部份分享给地方后,能不能满足地方正常的开支,最好是能有点盈余。若是不够,可以再多划分一些给他们,当然,也需要严格制订好预算制度,银钱税赋皆是民脂民膏,每一分一钱,都必须用到该用之处,不能浪费。”

大臣们有些惊讶皇帝如此大方,不仅给地方把地丁正赋分成提高了三成,还把许多项工商税也给地方按四六分成。

虽说盐茶烟酒糖专卖和专税,矿产税、常关、海关,田地资源变卖所得,仍归中央,厘金仍归御营,但这次让步,还是非常惊人的。

地方上增加的留存和税收分享,甚至可能让他们财政收入翻番。

“陛下,会不会给的太多了,是不是一步步来,先地丁按起运和留存五五分,然后其余的仍暂归户部,厘金归御营?

官营归户部,少府监归内库?”

“地方上贫富不均,若有穷地收入少,开支不足,可由富地剩余调度补充?”

阮大铖提出建议。

朱以海却摇头拒绝了。

“既然要分,就多分点,不要抠抠索索跟个地主老财似的,我们的目的是搞活地方经济,减轻地方百姓负担,所以该多留存多分点就不能小气,否则最终这地方没钱,还是会想办法转移到百姓头上。

朕永不加赋的话,不能言而无信。

至于说各省地方间的留存拿来调剂,那地方以后哪还会有积极性?谁舍得自己衙门里省下来的钱再调剂给别地?这样搞,大家就会想着法子把钱用光,甚至年底突击花钱,这岂是朕之本意?

富裕的地方,能有节余,是好事,可以按比例拿出一些来给官吏们发奖赏,甚至多做点有益民生的工程。

也还可以做点地方上的官营产业,以钱生钱嘛。

如果只是搞均贫富,那哪个地方还会积极办差?”

“先按这个计划一下吧,看看具体情况如何,不要搞的地方上大家都背赤字,办起事来缩手缩脚,这怎么行呢。”

皇帝话说到这份上,大臣们倒不反对了。

其实大家也知道,一直以来地方上百姓负担重,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地方附加摊派,而附加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央没给地方留存多少钱粮。

这就好比官员俸禄高不一定就不贪污,但如果太低了,那么就算扒皮充草也会有许多人去贪污的。

换言之,乱世贼盗多,便是此理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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