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代王朝，都是在吸取了前朝的教训之下，渐渐的形成新的体制的。

譬如魏晋看到了汉时的宦官和外戚之害，于是严厉禁止宦官和外戚秉政，隋唐看到了魏晋时的豪强之害，于是开科举，广纳寒门。等到了宋时，又看到了隋唐时藩镇之害，于是收天下之兵，置于京师，强干弱枝，抑制武人。

等到了大明，吸取了宋人软弱，割地岁贡求和的教训，因而对于天子的要求，显然比之宋时要求高了许多。

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，天子需与国同存亡，宋时遇到了危险，尚且可以讨论迁都和求和，读书人们总能为天子找到理论基础，证明这样做的正确性。

可在大明，这一条，宛如天条，谁敢提，就是找死，无数文臣，唾沫星子都能喷的你*生活不能自理，皇帝若是动了这心思，也得乖乖的收回去，否则，只怕要举朝哗然。

这种一根筋的思维，贯穿了大明始终，弘治皇帝对此，自然是深受影响。

巡边，不存在的，大明皇帝是有巡边的状况，可一般都是鞑靼人来犯的时候，京师出了疫病，想跑？固然只让太子和太孙偷偷离开京师，那也不成。

倘若如此，那么太子还有资格，来克继大统吗？那么太孙还有资格，在自己和太子百年之后登极吗？

弘治皇帝心乱如麻，却终是咬牙切齿，一副我意已决的模样：“下旨，北通州的灾情，本地官府，要极力遏制，上至知府，下至小吏，必须在职，玩忽职守者，可立即处置，连坐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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